早上七点，小区门口的煎饼摊已经支起铁板，老板娘王姨正往面糊里敲鸡蛋，蛋壳碎裂的脆响混着葱花下锅的滋滋声。我站在队伍里数人头，前面穿红羽绒服的大姐正和王姨搭话：“今天这面糊咋看着稀？”王姨手没停，铁铲在铁板上划拉两下：“昨儿新磨的玉米面，水放多了半勺。” 轮到我时，铁板上的面糊已经摊成薄饼，王姨左手舀了勺甜面酱，右手捏着把塑料小勺往饼上抹，酱汁在饼面上晕开时，她突然抬头：“老样子？”我点头，她便抓了把脆饼碎撒上去，又夹了两根油条，最后撒了把香菜——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，从大学毕业租住在附近开始，这口煎饼我吃了五年。 “今天这油条炸得脆。”我咬下第一口时说。王姨正给下一位顾客摊饼，头也不抬：“早上四点半就起，油温得控制在180度，炸出来才蓬松。”她说话时，铁板上的新面糊已经冒起小泡，她手腕一抖，鸡蛋液精准地落在饼中央，蛋黄在热气里慢慢凝固，像颗金灿灿的小太阳。 队伍里有个穿校服的男孩，踮着脚看王姨操作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王姨注意到他，笑着问：“小同学，加肠还是加蛋？”男孩摸了摸口袋，小声说：“阿姨，能只要脆饼吗？”王姨愣了下，随即铲了块脆饼递过去：“拿着，阿姨送你。”男孩接过脆饼，眼睛弯成月牙：“谢谢阿姨！我妈妈生病了，我想给她带点吃的。”王姨抹了把额头的汗，又往脆饼上撒了把花生碎：“告诉妈妈，吃了脆饼，病就好得快。” 我付钱时，王姨突然说：“你以前总说我的煎饼是‘打工人续命神器’，今天这口，得算‘治愈系’了吧？”我笑了，咬着煎饼往公司走，身后传来王姨和顾客的闲聊声，夹杂着铁板上的滋滋声，像首温暖的晨曲。